在15世纪初穆拉德二世横扫巴尔干地区的同时，中欧地区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走向，也导致了匈牙利人只能被动地防御奥斯曼人的入侵，因为他们将全国半数的兵力都投入到了漫长的波西米亚战争中，也就是胡斯战争中。一切都要从一场异端审判说起。约翰.胡斯是波希米亚区的一位宗教改革家，在15世纪初，他决意掀起一场宗教改革，宣扬了一些与天主教背道而驰的教义。这些教义引发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不满，胡斯被罗马教廷定为异端，最终在1415年被处以火刑。胡斯的信徒们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感到不满，开始组织反抗罗马教廷的行动。当时的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作为神罗皇帝，他有着保护教会的义务，同时也要兼顾很多其他的事情。匈牙利人的兵马本来应该去用来和奥斯曼异教徒作战，结果其中的半数兵力都要被迫投入这场漫长的波西米亚战争之中。
他们揭竿而起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给殉教的胡斯报仇，决心用武力建立属于自己的新教王国，摆脱罗马教廷的教义，另一方面，他们下定决心，要将日耳曼人赶回厄尔士山脉的另一侧，摆脱神罗皇帝的统治。要实现这两点，很明显不能依靠捷克贵族们的骑枪，贵族们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四分五裂，而且就算他们能够团结一致，也不过只能集结区区几百甲士，来对抗日耳曼人成千上万的兵马。并且作为胡斯军主力的大批市民和农民们缺乏战斗素养和纪律，也没有被人雇佣当兵的经验，与弗兰德斯和意大利诸邦的士兵相比都有所不如。更何况瑞士人了，所以他们也无法复刻瑞士人对镇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胜利。
看上去，波西米亚人建立新教国家的愿景不过是痴人说梦。但是，天降奇才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约翰.杰士卡。他曾为波兰人效力，抵挡条顿骑士团的侵略，那时的他积累了大量统御士卒的经验，并且掌握了日耳曼人打仗的习惯和战术。现在，他要组织一帮热情有余但是经验不足的新兵，去对抗日耳曼骑士的冲锋。那时候，波西米亚人既没有全民通用的武器，也没有全民通用的战术。本可以担当全军内核的捷克贵族要么站在了皇帝一方，要么老是想着明哲保身，对胡斯派叛军毫不关心。胡斯派叛军唯一能够团结一致的因素也就只有宗教和民族热情了。要命的是，波西米亚人存在着两个不和睦的派系，其一是由杰士卡亲自领导，宗教狂热更加热烈，主打暴力革命的塔博尔派，另一边则是争取独立自治，用温和方法进行宗教改革的圣杯派。但是现在根本顾不得这些内矛盾，大敌当前，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案就是放下成见，团结一致，固守不动，熟悉对方的作战方式，也为己方士兵积累经验。杰士卡确定了御敌方针以后，他还使用了车堡战术用来实现这一方针。实际上这种战术在15世纪早期，已经被全欧洲所熟知。一开始发明这种战术的是俄罗斯人，他们为了在平原上抵抗金帐汗国的骑兵，使用辎重车围成一个环形的车阵，抵抗使用西徐亚战术的鞑靼人，他们称这种车阵为“移动城堡”。其核心是搭载大量大盾牌的车仗，在车仗环绕成四方形或圆形以后，那些底部装着滑橇的盾牌会用来填充车辆之间的空隙。但是这种战术一旦使用，整个部队就丧失了机动能力，只能坐等着敌人来攻击。若是敌军选择观望，战斗便会陷入僵局。于是，这种战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胡斯军必须找到对敌军战略目标而言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才能使敌军不得不发起进攻，并且占据主动，将车堡布置妥当。不过，杰士卡倒是非常确定，他们的日耳曼敌人的第一选择会是主动进攻，他对这种战术也是胸有成竹。
至于人员的布置，杰士卡将每一辆大车都配置了一个小队的兵力，每个小队拥有10-20人不等，其中一半战士使用长矛，长戟，连枷这些长杆武器，另一半使用火门枪和弩，剩下的人担任勤务工作。随着战争的延长，使用火门枪的士兵比例也在逐步扩大。杰士卡也是第一个将火器推广到步兵手中的将领。在他之前，火门枪和火炮仅仅被用来作为城防军的武器，装备数量也很少。杰士卡将这种武器用在了车堡的防卫上，它的价值在于，只有火器才有可能击穿对方甲士身上的锁甲或者板甲，并且火器开火产生的烟幕和噪音也能够有效撼动敌方的士气。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述，一名火器手开火对敌方的心里震慑顶得上二十个拿其他武器的士兵。这一点对以寡击众的胡斯人还是相当重要的。
胡斯军在防御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冲锋时坚不可摧，但是他们也同样可以有效地在敌国境内袭击，显然，胡斯人参与这种进攻时，他们这套防御战术的效力会大大降低，更何况，匈牙利人拥有着大量轻骑兵。不过，胡斯人还是能够频频得手，因为他们在组织侦查方面十分高效，所以总是能够全身而退，即使杰士卡在1424年去世也是如此。随着战争的推进，胡斯军沉重打击了对方的士气，敌军不断遭受失败，指挥官甚至都无法驱使士兵们与波西米亚人战斗。就算胡斯军离开车城进行鲁莽的冲锋行动，很可能也是由于对阵瑞士人遭遇的失败，军心涣散的日耳曼人还是不愿面对胡斯军的长枪和火器，即使他们远远比不上瑞士人的战斗力。久而久之，胡斯人确信自己战无不胜，经常性的进行一些鲁莽的行动，他们也总是可以获得成功。在敌军的畏惧心理的帮助下，规模很小的胡斯军队在面对数量优势的敌军时，也能保证胜利。仅有数千人的胡斯军队走出波西米亚山区以后居然能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地区随意行动，大肆劫掠，当他们安全返回波西米亚时，车上装的除了大盾牌，还有不计其数的战利品，他们身后则是一片焦土。波西米亚人在战争初期根本想不到，后来人竟然能够完成如此丰功伟绩。
不过，车堡战术也有着固有的弱点，比如，这种战术假定所有战斗人员都有足够的时间安排车仗和盾牌，一旦有任何一个小队的布置出现了问题，后果都不堪设想。其二，这支完全没有机动性的部队会陷入动弹不得的境地，实际上他们也本应在会战中对胜利产生间接性的影响。只要对方还有任何一支部队没有被击败，他们就要死守阵地。其三，若是对方擅长使用骑兵，步兵和火炮相互配合进攻，胡斯军必然遭遇进退维谷的境地，并且最终失败。胡斯人的车堡相比英格兰人的甲士+弓箭手的组合更为笨拙，而且早期火器的效能也不如长弓，他们的表现比英格兰人的防守战术更逊一筹。总而言之，胡斯战争在战争史上是一段反潮流的故事。要不是西吉斯蒙德皇帝手下愚蠢的将领，懦弱的士兵，车堡战术本应该在战争初期便走向失败，胡斯军队也很难拥有如此傲人的战绩。他们胜利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敌军的拙劣，当他们在面对理智作战的敌军面前，还是会拜倒在真正的战争逻辑面前。1434年的利帕尼会战中，波西米亚人因为内部不合，圣杯派胡斯军接受了皇帝的宗教宽容提议，倒戈加入帝国军，这场会战非常类似黑斯廷斯会战，塔博尔派纯粹的防御战术，在面对精明强干的敌军面前，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塔博尔派在面对这些理智的前战友和日耳曼骑士的联合攻击下，四分之三的进攻兵力在开阔地被优势敌军包围，然后被彻底歼灭，剩下的数千名车堡守军随后也被对方击败，为这场历经14年残酷的战争画上了休止符。至于圣杯派，他们也没有在利用价值耗尽后受到清算。波希米亚地区的贵族和圣杯派达成妥协，签署了《比拉瓦条约》，承认了圣杯派的教义和进行自由阅读圣经的权利，并且实行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虽然圣杯派没有最终获得统治地位，胡斯战争也以胡斯军的分裂和失败为结局，但他们的思想和斗争精神影响了欧洲宗教改革和民主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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